《今天我们怎样做班主任》这本书第一章主要是内容是班主任要精准定位，要走进孩子们的心灵，要走进孩子们的生活，要把孩子放在心上。三年的班主任经历，时间不长，但对于这件句我感受颇深。
第一次站在高一（9）班的讲台上时，我攥着花名册的手微微出汗。黑板右上角的时钟滴答响，台下七十八张带着青涩与好奇的脸齐刷刷望着我，有人悄悄议论：“这老师看着比我妈还大吧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在黑板上写下“郑艳丽”三个字，笑着说：“往后三年，我是你们的班主任郑老师。但我更想成为能陪你们一起长大的人。”
那时我还不知道，这“一起长大”四个字，会让我在三年后收获七十八声脆生生的“丽丽姐”。

一、从“郑老师”到“丽丽姐”：在汗水里泡出来的亲近

高一开学第一周，教室后墙的瓷砖积了层灰，我没让值日生单独打扫，而是挽起袖子说：“今天咱们大扫除，我负责最高的那排瓷砖，你们谁愿意当我‘小师傅’，教教我怎么擦才不留水痕？”话音刚落，几个男生举着手冲过来，叽叽喳喳教我“用干抹布再擦一遍”“边角要歪着头看才够亮”。那天下午，我们踩着板凳搭人梯，汗珠子滴在地板上，混着笑声溅起细碎的水花。有个小个子女生递来纸巾时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丽丽姐，你擦得比我妈还认真。”

那是第一次有人叫我“丽丽姐”。我愣了愣，转头看见她眼里的笑意——没有拘谨，没有距离，像在喊自家隔壁那个会陪她爬树的大姐姐。

后来的体育课，我不再是站在操场边看他们跑圈的“监督者”。男生们打排球赛缺人，我抱着教案凑过去：“算我一个，虽然我不会扣球，但还我能传球！”结果被他们笑着“嫌弃”跑太慢，却还是特意放慢速度等我；女生们跳长绳总卡壳，我站进队伍里跟着甩绳，被绳子抽到胳膊也不躲，只喊“再来一次”。运动会那天，我们班拔河队进入决赛，我扯着嗓子喊加油，比参赛的孩子还激动，最后索性跟着他们一起拽绳子，手心磨出红印子。当裁判吹响哨子时，我们抱着彼此又蹦又跳，有个男生把奖牌挂在我脖子上：“丽丽姐，这有你一半功劳！”

原来年龄从来不是距离。当我放下“老师”的架子，和他们一起在汗水里较劲，在阳光下疯跑，那声“丽丽姐”里，便多了份“自己人”的亲近。

二、教室里的烟火气：用仪式感熬成一家人

高一端午节，我带着糯米、粽叶和蜜枣走进教室，把讲台变成临时“灶台”。“我从没包过粽子，今天咱们学一学，比一比，谁的粽子最严实。”我笨手笨脚缠粽叶，引得他们笑成一团，争先恐后抢着教我“要像绑鞋带那样绕三圈”。包到一半，有个女生突然说：“丽丽姐，我爸妈在外地打工，今年端午我本来要吃泡面的。”

我心里一酸，把刚包好的粽子塞进她手里：“你看这糯米，单独一粒轻飘飘的，可裹进粽叶里，和蜜枣、红豆挤在一起，就成了能填肚子的粽子。咱们班七十八个人，就像七十八粒米，凑在一起，就是能互相暖着的一家人。”那天放学，每个孩子都捧着热气腾腾的粽子，有人把自己包的塞给我：“丽丽姐，这个没漏米，你带回家给淮老师尝尝。”

后来的母亲节、父亲节，我们不搞“给父母写封信”的老套路。母亲节那天，我带他们用皱纹纸折康乃馨，自己却折得歪歪扭扭。有个平时总低着头的男生，突然说：“丽丽姐，我教你，我妈喜欢这种带锯齿边的花瓣。”他教我折花时，我轻声问：“平时会跟妈妈说‘我爱你’吗？”他摇摇头，耳根发红。最后我们把所有康乃馨插进矿泉水瓶，我举着手机说：“来，对着镜头给妈妈比个心，我发群里让她们看看。”视频里，七十八个孩子的笑脸挤在一起，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动人。

这些藏在烟火气里的瞬间，让“家人”这两个字，慢慢在他们心里扎了根。

三、在话剧与辩论里：做他们的“旁听生”与“战友”

高二上学期，他们要排课本剧《雷雨》，选角时为“周朴园该穿长衫还是西装”吵了起来。有人说“按原著得穿长衫”，有人反驳“民国时期的资本家早穿西装了”。我没直接给答案，而是搬来几本《民国服饰史》：“你们自己查资料，辩论时我当裁判，谁论据足听谁的。”

那两周的晚自习，教室后排成了“排练场”，我抱着备课笔记坐在角落，看他们为一句台词的语气争得面红耳赤，看他们给鲁侍萍的旗袍绣上假的盘扣，看那个平时不太爱说话的女生，为了女扮男装，演好周冲，背完了全剧的台词。演出那天，当“鲁大海”喊出“我们工人不是好欺负的”，台下掌声雷动，我在后台看着他们眼里的光，突然明白：教育从不是我教他们什么，而是他们在探索时，我恰好能递上一盏灯。

每天的晚陪时间，是我们的“辩论会”。他们聊“追星该不该被禁止”，我就说“我年轻时也追过张国荣，他的歌里有对理想的坚持”；他们争论“高考是不是唯一的出路”，我便分享自己当年落榜复读的经历：“重要的不是路有几条，而是你敢不敢走自己选的那条。”有个女生总说“我肯定考不上一本”，我拉着她的手说：“你每次辩论时逻辑那么清晰，写作文时共情力那么强，这些都是你的武器。在我眼里，你本来就有上一本的底气。”

四、三模后的谈心：把每个孩子的心事都揣进怀里

高考三模成绩出来那天，教室的气氛像被乌云压着:快到高考了，孩子们却比一模二模成绩差很多，孩子们很焦虑。晚自习时，我挨个叫他们出来聊天。

那个总考班级第一的男生红着眼圈说：“丽丽姐，我这次考了班级第八，我怕高考失常，对不起爸妈。”我没说“别紧张”，而是给他讲我当年三模考试的情况，和他的情况一样，但最终高考我还是考了班内第一，因为偶尔一次失误，并不代表你的实力，并且拍着他的背说，“就算真的失常，天也塌不了，也不会差到哪儿，因为你一直是第一。”这个男生自信满满的回到了教室。

有个小个子女生捏着成绩单发抖：“我离一本线还差三十分……”我从教案里翻出她高一时写的周记，里面夹着她画的班级合照，每个人头上都画了朵小太阳。“你看，你总能发现别人没注意的温暖，这本身就是种能力。最后四十天，咱们不盯着分数，盯着每天多背一个单词、多懂一道题，好不好？”

三模后一直到高考，我和每个孩子都聊了两次，有时走廊的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有天有个女孩突然说：“丽丽姐，你比我妈还懂我。”我笑着擦去她的眼泪，心里却泛起热意——原来当你把每个孩子的心事都揣进怀里，他们真的会把你当成可以停靠的港湾。

尾声：毕业那天，他们喊我“丽丽姐”

学生离校那天，全班在教室拍毕业照。他们把我推到中间，有人举着“高三（9）班永远的家”的牌子，有人往我手里塞了颗大白兔奶糖。摄影师喊“看镜头”时，七十八声“丽丽姐”同时响起，像初夏的风，裹着三年的汗与笑，撞得我鼻子发酸。

这三年，我看着他们从怯生生喊“郑老师”的少年，长成敢搂着我肩膀叫“丽丽姐”的青年；看着他们在运动会上为彼此拼尽全力，在话剧里为角色流泪，在辩论时眼里闪着不服输的光。我终于懂得，所谓“把每个孩子放在心上”，不是刻意做什么，而是在他们需要时，恰好能蹲下来，陪他们一起看看这个世界。

如今他们即将散落在不同的城市，我能想像孩子们会时时发来消息：“丽丽姐，我在大学也组织包粽子活动啦”“丽丽姐，我今天辩论赢了”。我知道，那粒叫“家人”的种子，早已在他们心里发了芽。

而我，永远是那个比他们大
三十岁，却愿意陪他们疯、陪他们笑，把他们放在心上的丽丽姐。